
第一野战军的河西走廊追击战,如同一阵雄风,迅猛无比,扫荡着残余的敌军。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部队,被逼得四处溃散,丧失了反抗之力。原本的两个军、五个师,除了一支由新疆调来的二三一师尚算完整外,其余四个师已经四分五裂,人数少得可怜,最少的只有五六百人,最多的第二四六师也不过两千三百人。而且,许多师团的指挥官多得令人惊讶,但士兵却寥寥无几,许多师团已无法维持建制,官兵不分,指挥完全失控。 眼前的河西走廊,苍凉荒芜,秋风掠过,吹起漫天尘土,夹杂着芨芨草、骆驼草的气息,天地一片迷茫。刘任心情沉重,想要坐下来静一静,整理思绪。就在此时,公署参谋匆匆向他报告:驻扎在黑山的甘肃保安三团和四团,竟然在一夜之间叛变投敌,投向了解放军的先遣部队,并被编入了黑山一旅,负责守卫黑山。刘任的脸色瞬间变得死灰,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不安。难道,所有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,难道这支部队已经完全失控? 他像一匹拖了十多年车的瘦马,体力透支,精神崩溃,被无情地丢弃在这无边的戈壁滩上。难道中央真要抛弃西北长官公署吗?难道,中央真的不再需要第九十一军和第一二〇军了吗?而他最痛心的,是部队连生存的基本保障——发放军饷,都迟迟没有到位。他已经催促了三次,三封电报,一封封打向远方,然而回应却始终没有。
展开剩余71%当刘任得知解放军第一兵团突袭翻越祁连山时,他只得带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所属部队仓皇西撤,与黄祖勋商议利用高台地区构建防线。然而,他心中最怕的,还是部队可能继续起义。起义的风暴,已经如龙卷风般席卷而来,蔓延至每个角落。 于是,刘任召开了一次次紧急军事会议,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命令,来防止更多的叛变发生: 一、没有长官公署的命令,部队不得随意调整位置; 二、各师师长、各团团长必须坚守岗位,离开一个小时以上者,必须得到长官公署批准; 三、对士兵实行封闭式管理: 士兵一律不得离开驻地; 士兵一律不得聚集饮酒; 士兵一律不得看报、听广播。 当然,刘任对身边的几位高级军官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:彭铭鼎、彭月翔、黄祖勋、周嘉彬和曾震五,他们离开部队超过十五分钟,必须向他报告。彭铭鼎疑惑地问:那我们视察部队怎么办?刘任眉头紧蹙,额上的皱纹加深,冷冷回应:也要向我报告!他说这话时,眼神严肃,似乎在用某种方式警告他们:在这非常时期,只有严格的命令,才能维持军队的稳定。 然而,刘任的内心早已充满恐惧——他越来越害怕自己的部下投降,甚至谋反。他曾想,如果可能的话,干脆给他们每个人都戴上镣铐,或者修建一座铁牢,牢牢地控制住他们。然而,他也明白,那样只会让局面更加糟糕。 一夜,突然传来猛烈的枪声,刘任忙不迭地跑到彭铭鼎的房间去探听消息。推开房门时,屋内竟空无一人,他的心跳顿时加速,莫非彭铭鼎被抓了,还是他自己去了抓人?正在他心慌意乱之时,副官追了上来,报告说:刚才的枪声,是一个参谋叛逃前开枪,杀死了五名战友。 心情依旧不安的刘任继续追问彭铭鼎的下落,副官却也不知。几分钟后,又传来一阵枪声,随后爆炸声在院中响起,弹片飞进了房内。副官连忙朝院中射击,瞬间,外面的枪声和爆炸声交织成一片。副官回来报告时,表示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为了确保安全,刘任的窗前被安排了一个警卫班。 这一夜,枪声不绝,仿佛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第二天,长官公署的工作人员来到时,看到刘任的住处墙壁上布满了弹孔,甚至在他的枕头旁边,也有五六个子弹眼。这一切,仿佛是为刘任量身定制的死亡陷阱。 刘任无法理解,身边有警卫把守,窗前有卫兵,杀手是如何进入的?是哨兵失职,还是暗中有人策划了这场刺杀?正当他疑惑不解时,警卫连长急匆匆赶来报告,原来,刘任住所的后墙被挖开了一个大洞!洞口直径大约半米,黑漆漆的,令人不寒而栗。几个人进去查看后,发现洞竟然通向了刘任的床铺。 此刻,刘任才意识到,要杀自己的人,必定是自己身边的某个亲近之人,甚至可能是最信任的人。更令他不安的是,彭铭鼎已不知去向,按照规定,他离开长官公署超过十五小时,竟然没有报备,这一切都让他心生疑虑。难道,彭铭鼎早已投降解放军,计划以自己的死尸向共军献礼,或者以此换取荣誉? 就在他不断思考这些问题时,另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发生了。他的腿部关节炎再度发作,睡觉前,他总是习惯先将腿部捂热,而在河西,他特别要求睡土炕,每晚都有专人帮他烧炕。一天,烧炕人往外掏柴灰时,竟然从灶膛里拉出了五枚手榴弹,刘任顿时心跳如雷,显然,若这些手榴弹被引爆,他便会命丧黄泉。 此时,刘任的内心已被恐惧充满。而彭铭鼎的去向,更加让他疑虑重重。为什么按照规定,他必须报告离开超过十五分钟,可彭铭鼎却不知去向?难道,彭铭鼎是早有预谋,准备背叛自己,甚至可能已经与解放军接触,准备向他们投降? 就在刘任心神不宁时,枪声再次响起,刘任急忙抓起电话,想要了解情况,却只听到喂喂声,他的喉咙似乎被恐惧冻结,无法发出声音。 彭铭鼎并未待在高台,而是去了高台至酒泉间的马营,与解放军的特使刘振世进行了会谈。在随西北长官公署撤退到武威时,彭铭鼎意识到解放军的攻势已经不可抵挡,兰州一旦解放,解放军将不再西进,而是直接转攻四川。于是,他提出要在河西走廊坚持到底,等待世界大战爆发后再进行反攻。然而,这个计划最终因为解放军的突袭,戛然而止。 彭铭鼎意识到,自己所指挥的部队已经陷入四分五裂,局势一片混乱,所有的计划和希望,已随着风沙消散不见。 彭铭鼎心中不安,他回想起新疆陶峙岳的举动。陶峙岳曾有过起义的打算,彭铭鼎决定与周嘉彬商议,毕竟周嘉彬是张治中的旧部,且两人关系亲密。周嘉彬毫不犹豫地表示,眼下大势已去,起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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